
Morgan Stanley issues a warning: The United States is "slowly heading towards bankruptcy" as massive debt combined with tariffs makes it difficult to alleviate the crisis

摩根大通的戴維·凱利警告稱,美國正緩慢走向破產,國債已突破 37.8 萬億美元,利息支出超 1.2 萬億美元。儘管經濟温和增長,債務佔 GDP 比率仍可能上升。關税收入雖能暫時緩解赤字壓力,但政治決策變動或經濟放緩可能迅速惡化財政狀況。他建議投資者分散投資以減少對美國資產的依賴。
智通財經 APP 獲悉,摩根大通的戴維·凱利本週警告稱,美國雖正 “走向破產”,但這一過程足夠緩慢,尚未引發市場恐慌。目前美國國債已突破 37.8 萬億美元,利息支出超 1.2 萬億美元。凱利指出,即便經濟保持温和增長,已達 99.9% 的債務佔 GDP 比率仍可能持續攀升。儘管關税收入能帶來一定緩解、赤字壓力暫時減輕,但他提醒,政治決策變動或經濟放緩都可能迅速惡化財政狀況,因此建議投資者在 “緩慢破產” 加速前,分散投資以減少對美國資產的依賴。
摩根大通資產管理公司首席全球策略師戴維·凱利在本週報告中寫道,美國正走向破產,但由於政府 “破產速度緩慢”,目前尚未有人恐慌。
凱利表示,當前美國經濟面臨一系列問題 (如地緣政治衝突、貿易摩擦、移民政策調整、政府停擺等),而其中關鍵的長期問題之一,是美國政府將如何償還債務。
為降低聯邦債務規模 (進而緩解整體國債壓力),特朗普總統最初曾邀請特斯拉首席執行官埃隆·馬斯克牽頭成立 “政府效率部 (DOGE)”,目標是從聯邦預算中削減 2 萬億美元支出。
但此後兩人因白宮提出的《大美麗法案》(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) 公開決裂。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 (CBO) 估算,該法案在未來十年將使國債再增加 3.4 萬億美元。對此,白宮回應稱,其推行的關税政策將抵消法案新增支出,同時彌補減税政策導致的財政收入減少。國會預算辦公室則預計,到 2035 年,關税收入將幫助總赤字減少 4 萬億美元。
美國國債規模正持續飆升。國債已超 37.8 萬億美元,僅利息支出就需 1.2 萬億美元。摩根大通首席執行官傑米·戴蒙與美聯儲主席傑羅姆·鮑威爾均對此表達過擔憂。
凱利認為,儘管投資者清楚當前財政數據背後的問題,但這一危機將在長期內逐步顯現。
“投資者和財務顧問最常問我的問題是:‘聯邦債務何時會全面爆發危機?’ 我通常的回答是,我們確實在走向破產,但過程很緩慢。全球債券市場非常清楚美國債務的走向。即便如今,美國政府仍能以 4.6% 的收益率發行 30 年期國債,這一事實表明,市場認為政府仍有進一步舉債的空間。” 凱利在昨日報告中寫道。
是樂觀,還是天真?
凱利指出,短期內,普通投資者或許有理由保持樂觀。例如,他提到關税收入已實現可觀規模 (據白宮數據,8 月關税收入達 310 億美元);此外,國會預算辦公室與 “負責任聯邦預算委員會” 近期估算顯示,2025 財年美國赤字佔 GDP 比率將從去年的 6.3% 降至 6%。
債務佔經濟增長比重的下降,是美國債權方關注的關鍵指標。一個國家的債務佔 GDP 比率,是衡量其償債能力或需以更高利率發行債券的重要依據。
但凱利警示:“有必要仔細審視這一數據。目前公眾持有的聯邦債務總額已接近 30.3 萬億美元,按我們估算,約佔 GDP 的 99.9%。在此基礎上,若未來名義 GDP 增速維持在 4.5% 左右 (含 2.0% 實際增速與 2.5% 通脹率),那麼只要預算赤字率超過 4.5%,債務佔 GDP 比率就會繼續上升。根據我們的假設,到 2026 年 9 月 30 日,該比率將從 2025 年 9 月 30 日的 99.9% 升至 102.2%。”
他補充稱,債務增長速度甚至可能比上述預測更快。
以關税為例,特朗普政府關税政策的合法性仍存疑。凱利指出,若美國最高法院裁定該政策違憲,“至少將迫使政府重新制定方案——要麼依據其他授權出台替代關税政策,要麼推動國會通過相關法案。此外,這還可能要求政府退還近幾個月已徵收的大量關税款項。”
此外,當前對赤字的估算基於 “無經濟衰退、無需為國內外重點事務追加大額支出” 的前提。但關於美國部分州可能已陷入技術性衰退的質疑正不斷升温。凱利表示:“因此,將 2025 財年赤字率 6.7% 視為今年財政赤字的 ‘保守估算’,或許更為合理。”
凱利認為,對投資者而言,核心應對策略是分散投資組合,以防美國債務危機加速爆發。“存在這樣一種風險:政治決策可能導致聯邦財政狀況加速惡化,進而推高長期利率、壓低美元匯率。僅從當前資產配置與估值來看,許多投資者應考慮通過增加另類資產與國際股票持倉來分散投資。從 ‘緩慢破產’ 轉向 ‘快速破產’ 的風險,為現在採取這一行動提供了重要理由。”